毛主席不按常理出牌,把闹矛盾的都调走,想辞职的留下来当掌舵人
1943年的春天和秋天,山东的八路军做了两回人事上的调整。3月里,代师长陈光接到命令,回延安学习;8月里,分局书记朱瑞也接到通知,去延安参加七大。两个人前后脚走后,山东这边的事务只好落到罗荣桓一个人身上。 罗荣桓是两年前在桃峪的会上挨过当面批评、随后自己写信请求离开山东的那位政委。把两个闹矛盾的都调走,把想辞职的留在山东掌舵,这步棋的用意,要从1938年一一五师进山东那天说起。 1938年底,中央决定把一一五师的师部和几个主力团从山西往山东调,带队的两个人,一个是代师长陈光,一个是政委罗荣桓。 陈光是从井冈山下来的队伍里出来的,打仗敢往前冲,脾气也硬,一件事他认准了,别人再说也听不太进去。罗荣桓的性子正好相反,办事细,前头后头都想到了,在部队里跟人处得好,干部有了难处愿意先找他说。 山东本地原有一支部队,叫山东纵队,是当地党组织在抗战起来以后一点点拉起来的,兵大多是本地农民。 管山东党的工作的是朱瑞,分局书记,还兼着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,早年在苏联学过炮兵,书读得多,讲起道理一套一套,看事情习惯从全局着眼,他对一一五师进山东以后的一些做法,心里一直不太顺。 一支主力,一支地方武装,同在一个省里打日本人,按规矩该有个统一的指挥,仗打起来谁听谁的,得有个说法,实际上他们各干各的。 朱瑞挂着分局书记的名,觉得山东的党政军该由分局来拢;陈光带的是主力,觉得军事上的事该由他拍板。两边都觉得自己有理,底下的干部最难受,一道命令下来,先得看清是谁签的字,才知道能不能动。罗荣桓是政委,夹在当中,两边的面子都得顾着,两头受气是常事。 矛盾的根子,出在山东同时摆着两套指挥系统,各有各的当家人,各有各的一套话,中间没有一条能一直管到底的线。主力怎么用,地方武装怎么编,根据地怎么建,几件事搅在一处,难免会有意见分歧。 到了1940年秋天,一一五师在桃峪开高干会议,前后开了三个星期,陈光和罗荣桓主持,分局的领导也到了,会一开始,罗荣桓先讲了一一五师工作中的短处,把该担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 朱瑞发言时提起南大顶事件,说一一五师有些干部枪杀了俘虏,事情当时影响很坏,顺着这件事往下批评,说这支部队除了卫生搞得好,旁的都没什么长进,真要往前走,得有人在前面拽,有人在后面推。 这几句一出口,会场的气氛就变了,一时成了倒罗的势头。10月13日,八路军总部也来电,对师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,那一段日子,陈光心里不好受,罗荣桓更不好受。 罗荣桓在会上没有争,没有甩手,也没有往延安递话诉委屈,能检讨的他都检讨了,账先记在自己头上,可会开完了,两套班子各管各的局面一点没变,该碰的头照碰,该顶的牛照顶。 10月14日这天,从山东往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发出去两封电报,日子是同一天,说的是同一桩事,话却往两个方向去。 一封是朱瑞发的,他在电报里把对一一五师的不满一条一条摆开,说这支部队在整军、在建设根据地这些事上处处落后、处处松懈,对这套领导班子已经失望,最后正式提了个建议:陈光、罗荣桓最好给予休养。 分局书记公开要求主力部队的师长和政委一起离开现在的岗位,这话的分量,当时的人一听就懂,等于说这套班子在山东干不下去了。 到11月,朱瑞又给中央军委、北方局和总部去了一封电报,接着又挑一一五师的毛病,说分局集体领导少,党和军事的工作配合不上,对整军、根据地和财经抓得不紧,缺个长远打算。 另一封是罗荣桓发的。他用自己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总部,先承认一一五师领导“无能已极为严重”,然后把一套人事安排摆了出来:请徐向前和朱瑞兼一一五师的师长和政委,陈光做副师长,萧华做政治部主任,他自己去学习,或者调到别的地区做点局部工作。 电报里有一句,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”,罗荣桓办事一向谨慎,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,说明当时的工作确实难干下去了。 挨了当面一顿批评,回过头来写一封电报,把自己从位置上摘出去,这种事在当时极少见。他在方案里把朱瑞推到前头去挑一一五师的担子,自己让开,算的是山东这摊工作能不能弄好,没去算自己那顶帽子还保不保得住。 电报到了延安,毛主席把材料翻来覆去看了几遍,没有马上表态,10月18日,他和朱德、王稼祥联名复电陈光、罗荣桓、萧华,说一一五师的总路线是对的,让他们安心工作,还明确告诉罗荣桓,眼下没有可能提学习的事。 同一天,总部也来了电报,说先前批评一一五师的那封电报作废,先把人稳住,这是中央当时能做的,可山东班子里的疙瘩,并没有因此松开。 这之后差不多两年,中央和总部一直在中间撮合。1941年3月,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陈光为首的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;八路军总部那头还动过换将的念头,想让滕代远来一一五师当师长或者代师长,陈光改任副师长。 7月27日,陈光、罗荣桓也给中央军委和总部发报,要求尽快把山东的军事领导和指挥统一起来,说队伍这两年发展得快,没有一套强有力又集中的指挥,很难应付接